随着社交媒体的假好友普及，“发图”“晒娃”已成为许多家庭的晒娃日常，但在按下发送键的有风长沙新闻网头条新闻那一刻，这些照片可能就不再仅仅属于你。险盗相诈在数字空间，人顶孩子的着女照片可能成为商家“免费”的广告素材，可能被别有用心者恶意“P图”，孩长甚至被打包售卖变现。假好友

侵权形式多样、晒娃影响范围广泛，有风证据易篡改、险盗相诈难固定……数字时代，人顶未成年人的着女形象保护正陷入“看得见伤害、难抓住源头”的孩长治理困境。当隐蔽的假好友侵害对准孩子，我们该如何守住肖像与隐私的边界？

被盗用的面孔：从“朋友圈”到“门槛费”

从2024年下半年至今，17岁的四川女孩湉湉（化名）一直深陷照片被盗用的困扰。“我本来就是平时喜欢拍好看照片的小女孩，有些人会先假装跟我当朋友，加微信天天看我朋友圈。”湉湉表示，一些盗图者会直接搬运她朋友圈里的图片，直接发到他们的社交平台上，常常被粉丝或好友误认为是湉湉的小号。

湉湉的照片被盗用

湉湉提供的多张照片显示，她多次与盗图者沟通，但收效甚微。图片被拿去赚钱，长沙新闻网头条新闻这样的行为在网络上被称为“圈米”或“盗图收门槛”。湉湉解释：“被盗图收门槛就是主页他发的照片全是我的照片，个人简介里面会收一个微信门槛，就是你要给他发多少钱，他才会给你把他的朋友圈打开。”还有一些人“顶着”她的长相去网恋诈骗，甚至将照片刷在商家的虚假好评里。尽管她多次私信交涉，对方也仅是暂时将作品设为私密，从未真正删除。

湉湉的遭遇揭开了数字时代未成年人肖像被盗用的冰山一角。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林哲一近日审结了一起未成年人肖像被商业盗用案件，原告小江是一名未成年人，业余时间在母亲陈女士的监护下做童模，平时会拍摄一些宣传照片和视频，并发布在社交媒体上。被告某服饰公司在没有得到小江及陈女士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将小江的19张肖像照片用于自己网店中四款不同童装商品的宣传页面。尽管法院判决已生效，但该公司至今仍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继续大肆使用小江的照片。

擅自使用未成年人肖像的主要目的正是商业牟利。记者在某二手平台搜索，出售涉及未成年人照片的商家有不少，几毛钱可以买到数百张照片，尽管有卖家标注“图片来源网络，侵权可删”，但这并不能免除肖像权使用人的责任。

林哲一认为，围绕着未成年人肖像权，我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为基础，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建立起了平等保护与特殊优先相结合的体系——他们在法律地位上与成年人完全平等，且设置了需要监护人同意等更严格的规则，但数字时代，未成年人肖像权的保护比以往更有难度。

林哲一说：“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常常隐匿于看似正常的网络活动之下，利用数字信息的易复制性与难溯源特点，大大增加了发现与追责的难度。一方面，侵权证据易消失、易篡改，网络侵权内容（如照片、视频）可能被随时删除、修改或隐藏，侵权人也可能使用匿名账号、虚假IP等，对于监护人固定证据的意识、技术和实效性都有着较高的要求。另一方面，被侵权人的损害后果难以量化”。

2025年11月，陈心（化名）就遇到过类似问题，女儿的照片被匿名账号P图发至社交平台，对方配上“小老赖”等侮辱性文字，频繁圈出陈心及其好友。虽然平台在举报后删除了内容，但由于对方使用的是未实名认证的“小号”，发布后迅速下线，陈心至今无法锁定侵权者。

相比于商业盗用，这种因“泄愤报复”而来侵权，给未成年人带来的困扰、担忧、恐惧等心理伤害更为深重。广州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麦应华审理的一起案件中，被告因与未成年人杨某的家人存在纠纷，将社交平台的名字改成杨某的真实姓名，并用杨某的个人照片作为头像。麦应华介绍，被告还将头像所在主页背景设置为“厚颜无耻”，并在账号内发布多条包含“杨某一家是老赖”“品行恶劣”等内容的造谣、辱骂视频。此外，被告还主动关注杨某的同学、好友账号并留言扩散谣言，导致不明真相的师生对杨某产生误解，使其遭受孤立、嘲笑，正常学习生活受到严重干扰。

多位专家表示，当下网络侵权传播速度快、形式多样化，对于监护人而言，要审慎发布未成年人的照片、视频，一旦发现侵权行为，应立即保全证据，及时举报，必要时提起诉讼。麦应华认为，“看得见伤害、难抓住源头”，这是司法审判面临的新考题：“较传统线下人格权侵权而言，网络侵害未成年人肖像权、名誉权实施便利。其次，形式多样，包括但不限于侵害未成年人的肖像权、名誉权、姓名权等。同时传播迅速、影响广泛，网络侵权内容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发酵，并造成大范围传播，产生广泛影响。由此，在未成年人肖像权、名誉权侵权纠纷的审理中，应结合网络侵权特征以及未成年人身心发育特点，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适当加大惩治力度，提高侵权行为的违法成本。”

被标价的童年：从“签约”到“商品”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除了“盗图”“P图”等显性的违法行为，另一些更为隐蔽的不当使用未成年人形象的行为，也在数字空间悄然蔓延。

某社交平台负责安全运营的工作人员李玥指出，偷拍未成年人乱象的存在，核心是流量变现的利益驱动，也存在部分用户猎奇心理与灰色产业链的推波助澜：“拍摄者可能会借此吸引流量博眼球，进行变现。信息的扩散速度非常快，侵权成本更低。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后续衍生的风险，在线上、线下的变化还是非常多的。”

而更值得警惕的，是未成年人成为内容生产环节中的“工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认为，除了偷拍这类明显侵权的行为，当下，把未成年人作为内容生产的重要环节也十分常见：“它实际上是经过未成年人同意，有的时候可能是这个机构跟家长还签约了，把未成年人当作工具化、客体化的一个对象。”

“你签约就是配合，签约以后你就变成了一个产品。”一家MCN机构的工作人员直言不讳地道出了行业潜规则。在他们眼中，孩子只是一个道具，脚本由团队操刀，怎么包装，都是商业化的角度：“我签你是为了赚钱的，比如说现在我们有一个账号，他有八十几万粉丝，我们上次接了一个电动牙刷的广告，三万块钱的广告费，我们都是四六分、五五分的。现在平台的算法越来越严谨，同时做的人越来越多，你确实需要像我们这样的MCN来进行专业运作，你才能达到一定的级别做商业变现。”

某互联网公司未成年人保护专项研究员赵孟溪认为，不当使用未成年人形象的问题，正从显性的“恶俗”转向隐性的“消费”。在某些“情景剧”视频里，未成年人被设置为混社会、校园冲突、成人化情感表达等剧情的角色。

赵孟溪担心，这类网络剧情，向未成年人传递不良价值观的同时，泛化了违法边界，让孩子们以为可以用暴力等方式替代法律程序，如果迁移到现实中就极其危险。她认为，这类问题的出现，通常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一是传播层面的诱因，这些MCN机构或内容创作者深知未成年人出现在冲突题材中能引发极强的社会共情或愤怒。二是制作和管理成本相对较低，加上未成年人维权能力较弱，容易被当作‘低成本内容要素’使用。三是监护权与商业利益的博弈。部分家长法律意识薄弱，将孩子视为变现工具，忽视了反复演绎被侵害情节对孩子心理造成的替代性创伤。”

从“待价而沽”到“多方护航”

孩子从来都不是待价而沽的商品。针对“不当使用未成年人形象”的问题，《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均有明确导向——严禁利用“网红儿童”牟利，严禁诱导未成年人拍摄不良导向内容。

刘晓春表示，将不当使用未成年人形象的行为进行类型化梳理，可以有效回应此前的治理难点：拍摄的未成年人的行为本身是有问题的，比如让未成年人去从事一些危险行为，再比如逃学，去倡导一种不太好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可能出现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行为，通过一种不正当的渲染、宣传，产生伤害和不良的传播效果；还有一些把未成年人当作演员摆拍；还有一些可能是把未成年人当作恶搞的对象，未成年人走着走着突然被绊了一跤，他大哭，很吸引眼球；还有一类，就是比较纯粹的“网红儿童”过度商业化的问题，也是我们现在需要去抵制和防范的。类型化之后，平台其实有必要根据这些新的类型分别制定治理策略。

“从防止照片被盗用，到拒绝‘数字童工’，背后需要一套从制度到平台、机构再到家长、社会的组合拳。”赵孟溪建议，制度层面需出台更明确的关于“不当使用”的司法解释，提高违规成本，从行业层面推动联合惩戒，探索与检察机关、行业协会建立黑名单共享机制，让剥削孩子的机构无处遁形。

某社交平台工作人员李玥认为，平台层面要结合治理经验和治理规则，持续优化内容治理体系：“对于已经发布的违规内容，及时去做站内的历史存量的清理。同时，结合新的变体，补充拦截的手段和能力。对于高频的违规账号，予以处罚。同时，告诉用户什么是违规点，提供了对应的举报渠道，跟我们携手共同治理这类行为。”

而作为保护的第一道防线，家长角色的回归至关重要。刘晓春呼吁，家长在分享育儿心得时应守住底线：“很多家长通过展示育儿心得，获得自己创业发展的空间，这是我们特别乐于见到的。但是在此过程当中，尽量还是把孩子形象的传播限制在最小的范围，我们希望父母还是本着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更多地进行反思并加以克制。”